德新社的编前会这么开
黄燕 | 2007年01月18日,09:13会议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赫利再次抡起小木槌，大家在笑声中散去。兰尼格后来对我说，大家只是想把气氛变得轻松一点儿，德国人并不总像大家印象中的那样缺少幽默感。
因为我来自通讯社，德国的国际记者交流项目官员玛蒂娜·约翰斯女士特别安排我到德新社工作访问。
首先在柏林集中培训一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我就坐上高速列车，经过两个小时的旅行到达了汉堡。手里的一张纸上写着：星期一上午8：45分在新闻路38号与德新社副总编辑托马斯·冯·默里阿德先生见面。
到汉堡已是星期天的下午，可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守时又是一种必要的礼节。放下行装，我立刻就向房东克里斯蒂娜打听去德新社该怎么走。
从我提供的地址看，她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位。于是，友好的她主动提出开车带我去找。新闻路是汉堡的一个黄金地段。还好，我们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事实上，德新社的牌子是那么得不起眼，以至于我们第一次经过那里时居然没注意到。后来从门牌号上发现已经错过了，才又倒了回来。
在路边一棵开满串串白色小花的橡树下，静静地立着一块灰褐色的牌子，ＤＰＡ三个字母只有成人的拳头大小，甚至没有门牌号“３８”写得大。没有特别的大门，灌木矮墙和传达室之间的距离形成一个门，控制车辆出入的栏杆横于其间。仅仅因为它的不招摇，我对德新社的第一印象就已很好。
这就是德新社的总部了。与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德新社的总部不是设在首都柏林，而是在被誉为“新闻之都”的汉堡。据说，德国一半以上的媒体都驻在汉堡。
星期一早上出发前，我已经弄清楚要坐哪路公共汽车去上班了。房东顺路带了我一程。搭上公共汽车，坐三站，一座安放在草坪中的黄色奶牛雕塑映入眼帘。这是我头天探路时记住的标志，见到它就意味着再步行一段就到德新社了。
德新社的院子不大，用不足一人高的铁栏杆围着，紧贴着栏杆的是灌木形成的绿色“院墙”。一座仅三层的白色小洋楼在蓝天、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明净、端庄。后来我才从默里阿德先生那里了解到，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巴伐利亚驻汉堡的使馆，约有１２０年的历史。现在是ＤＰＡ最古老的办公楼，其它的楼都是后来修建的现代建筑。
８：３５，我想可能需要几分钟向看门人解释我是来做什么的，然后问清楚默里阿德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以便能够准时见到他。和蔼的看门人示意我进来。他也可以讲英文，对我无疑是一个小小的惊喜。我向他出示了那张打印着我与副总编约定的纸。他马上打了一个电话。
“他会马上到门口接你，”他指了指那座白色的小楼告诉我。
小白楼的门包着古典的、很西洋的铜质纹饰，非常重。没有思想准备的我第一次居然没有推开。刚进门，坐在一侧玻璃办公室里的一位秘书模样的中年妇女便向我问好，我也用新学的德语“早上好”回应。没几秒钟，副总编出现了。
不用问，他知道我是谁，一张亚洲脸就是明摆着的答案。默里阿德先生的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个头不高但很精干。他带我进了办公室，这是在一楼的一间不大的扇形办公室，弧形部分都是玻璃窗，看得见风景。
连说了几遍“欢迎”之后，默里阿德先生问我的名字该如何发音，然后解释说他将邀请我参加马上召开的德新社编前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我。
开会的地方也不大，摆设也很简单：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靠墙摆了一排椅子，一面墙上还嵌着一块大屏幕，上方有一个摄像头。
９：００整，身着西装和牛仔裤的总编辑威尔姆·赫利先生拿起一个小木槌，用力向桌上的一个小木垫敲下去，木垫立即歪到一边。一位同事开玩笑地把手中的报纸铺在木垫下面，让他再试一遍。这一回，木垫没有飞：会议开始了。
在进入正式议题之前，默里阿德把我介绍给大家，我们隔着桌子互相点头、微笑。我趁机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新华社，大家都来自通讯社，所以“一点即通”，不似我向一位奥地利自由撰稿人做自我介绍时那么费口舌。
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位，其中一位是总编辑，两位是副总编辑。其他人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我的新“头儿”――德新社英文部负责人托马斯·兰尼格。他已经在德新社工作了２０年，其中１５年在伦敦、罗马和新加坡工作。
当天的要闻包括马其顿的紧张局势、教皇的中东之行等，形式与国内媒体的编前会大致相当。这其实是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大屏幕上出现了在柏林负责报道德国国内新闻的两位编辑。他们的声音通过桌上一个像海星的黑色电话传到汉堡的会议室，而汉堡总部的声音也以同样方式传到柏林。
这个负责国内报道的编辑部曾经也在汉堡。后来由于相关记者都在柏林，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不久前刚迁到了柏林。
会议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赫利再次抡起小木槌，大家在笑声中散会。
兰尼格后来对我说，大家只是想把气氛变得轻松一点儿，德国人并不总像大家印象中的那样缺少幽默感。
默里阿德先生简单向我介绍了德新社的情况。德新社是德国最大的通讯社，全国绝大部分电台、报纸和电视台都是它的订户，只有两家不算太大的报纸除外。他举例说，一家每天发行１０万份的报纸每年要支付德新社３０万马克（当时１马克约合４元人民币）。德新社在柏林等几个大城市设有分社，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近百个国家派驻记者。
我被安排到英文部工作。英文部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办公楼内，约有２０人，主要的工作是将德文的新闻稿改写成英文稿。我的工作则是将这些英文稿改写成新闻要点明确、语言简洁扼要的网络新闻。
刚开始，我热情地试着用学来的几句简单的德语跟大家打招呼，奇怪的是他们总是用英语回应。我感慨地认为，为了创造英语的工作氛围，大家做得多么好啊！
一周以后，我跟大家渐渐熟悉了，才发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等英语国家，难怪平常大家连笑话都用英文讲呢。
在编辑稿件的空隙，我调阅了德新社的内部网，其中的体例手册让我很感兴趣，它对德新社记者的写作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从单词的拼写、关键词的归类到如果把台湾称为一个“国家”会产生什么后果，等等。来自新西兰的Ｊ·Ｂ·说，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浏览这部手册，德新社这样做就是希望它在全球的记者随时都可以查阅，虽然他们不总这样。
德新社的报酬很高，但在外国人看来打听别人的收入是非常不礼貌的。现在国内一些较发达的地方也有了这种不成文的规矩。Ｊ·Ｂ·说，德新社是一家大公司，名声响，薪水高，很多人愿意在这里工作到６５岁退休为止。他开玩笑地说，当然比起德国的电视明星们来说，还算不上高。
能够在德新社谋得一职非常不易，即使是见习也很困难。父母在汉堡、从英国和法国学成归来的迈克就是一个幸运儿。由于他英文不错，得以在德新社英文部见习两个星期。他说的确希望能够留下来，但要取决于德新社。
也许不比不知道，我这才明白当初项目官员玛蒂娜在获知德新社很痛快地答应接受我进行工作访问后，为什么会那么兴奋，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这个大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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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远离自己生活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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