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心境
黄燕 | 2007年09月07日,14:25跟很多见过世面的记者相比，我的职业经历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跟领导人握过手合过影；没有跟时代巨子聊过天吃过饭；没有感动过中国，更谈不上震撼世界。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从记者这门职业中获益多多。
似乎，没有谁从未有过任何理想。不过，理想最终得以实现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如此说来，我大概算比较幸运的一个，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尽管当初立志完全出于偶然：一次课堂上，老师要我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前面的同学纷纷表示长大了“要当作家”（80年代初，很多很多人做过文学梦，想当作家的人多过豆芽菜），而我仅仅因为不想人云亦云，才临时冒出个“要当记者”的想法来。
不可否认，因为有舶来“无冕之王”的美誉在上，这个职业很容易让人自我感觉良好，捎带着连这个理想都很容易让人自我陶醉。
有一种人被视为“天生当记者的料儿”，我很希望自己是，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学校读国际新闻采编专业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就一道题：从一些新闻中选出十大国际新闻，选对一条得10分。结果，我只得了60分。看到有的同学得满分，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沮丧，甚至怀疑自己将来能否干得了这一行。
在报实习意向时，面对实习接收单位的好几个业务部门，我不知如何选择，去问一位当过驻外记者的老师，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想练笔，就去对外部吧。
就这样，作为一个缺乏天分的新闻专业的学生，我抱着“勤能补拙”的一线希望，懵懵懂懂地进了对外部的门。一呆，就是十多年。
过了许久我才明白，一个记者的运气好坏，不完全在于天分多寡，而在于能否遇到既专业又敬业的领导和同事。在这方面，我的运气差不多是可以打满分的。
在这个部门，我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种记者：他们似乎不以“除暴安良”为己任，也不以“名垂青史”为目标；他们的确“无冕”，却不为王，甚至，许多人一辈子从事这项工作，一辈子也不曾为人所知......
然而，正是在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工作岗位上，我有幸不断得到良师益友的教诲和鼓励，在经过“失败乃成功之母”以及“成功更是成功之母”的体验之后，能够不断捡拾信心和勇气在新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一篇夭折稿的“遗产”
1996年秋，各国议会联盟（IPU）第96届大会在北京召开。刚工作两年的我有幸被编入报道组。一次，在从办公室去会场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当天是“九·一八”事变65周年纪念日，便提出是否可以就此采访与会议员写篇稿子。这个想法得到了领队的好评和同意。于是，心中有点小得意的我抓住会议间隙采访了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他们谈得当然都不错，但当我看到日本代表时，便知道自己还想要些什么了。
我试着跟一名日本议员搭话。刚开始，听我用英语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还挺客气的，马上站了起来。可是，当我接着说明来意后，他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匆匆用英语说了句“对不起，我不懂英语”，便就势“逃跑”了。
这个意外让我感到窝火，回到会场附近的临时办公室，就向同事们痛诉“小日本”的“恶劣”表现（备注：这里的说法都是用上引号的。我现在可没当年那么狭隘了，至少明白了一点：靠骂，是骂不成发达国家的）。就在大家七嘴八舌帮我解气的时候，领队发话了，大意是即便采访不到日本议员，稿子照样可以写。而我当时大概还是认为缺了一块内容不好弄。然后，就听领队说了一句：“你是个FAILURE（失败者）！”
一时间，家仇国恨齐聚心头。结果，那篇采访几乎完成的稿子被我放弃了。后来，当我心平气和地回想起这件事，觉得挺遗憾，其实我完全可以把日本议员的表现写在稿件里，他不接受采访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现嘛。而我作为记者也可以对读者有所交待，即应该采访的人我都想到要采访了。
虽然，当领队说我是个失败者的时候，我当场用行动证明了他说得没错。不过，十年来，我不时会想起自己从中得到的两个教训：不冷静的时候，不要做决定；一旦决定做某事，不要轻言放弃。
道理简单，可因为是自己亲历的，所以格外醒脑。
向遇到人的学习
因为所在媒体的关系，我的采访机会往往更多一些。每一次采访，于我而言，都像是推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子，可以窥见世间万象。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一次采访，我都能学到些什么，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
·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
记者这个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我们随时可能接到任务，对自己懂或者不懂的事情进行报道，而有时任务来得很急，根本没时间做功课。所以，记者的知识储备，犹如女人的衣橱，永远都少那么一点。
在听过李政道先生的一个比喻后，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了向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表示敬意，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政道星”。命名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政道先生应邀为来宾做了一个演讲，内容包括当今宇宙的奥秘、暗物质的新假设、实验室的小黑洞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其间，他讲到一个人了解的东西越多，越是觉得自己无知。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他先后比划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圈内代表一个人已有的知识，圈外代表他未知的领域。显然，圆圈越大，已知跟未知的边界越长，也就是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更多。
李政道先生用一个小比喻说明了一个大道理，让我在感佩之余，获得了可以受用终生的教益。
·可以较真但不可以死钻牛角尖
刚工作时，一家采访单位介绍我接触了一名上访多年的数学教师。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数学系，曾在江苏某地教书，因为一道题的解答方法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自认为受到打压，为讨个说法，便走上了漫漫上访路。我见到他的时候，人已头发斑白。
他和老伴拎着旧尼龙布袋，里面装满了纸张各异、纸质不一的材料，包括手写的长篇申诉和数学研究机构应其要求提供的证明信。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又不忍当场拒绝，便收下他们视为珍宝的材料，说好看完了再联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打电话问我情况，我提出想联系一下江苏某地的教育部门，从那里再了解一些情况。未料，两人被这个想法激怒，当即要求我退还所有材料，不用我忙乎了。
再次见面的气氛与上次截然不同，夫妻俩似乎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拿到东西蛮不高兴地离开了。望着这两位与我父母年龄相当的陌生人离去的背影，我感慨万千：他要告的人，有的都不在人世了，可他执意要“讨个公道”的想法却丝毫没有动摇。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多么金贵的人才啊，但他却把半生的时间投到在旁人看来没什么意义的“讨说法”上，拖得爱人也失去了工作，跟随他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的背影以及我当时的感慨，不时在提醒我，人可以较真，但一定不可以死钻牛角尖。
·与同行“同行”
因为服务的新闻单位比较大，我们外出采访时经常会被人高看一眼。还好，我没有飘飘然地以为这样的待遇是冲着个人而来的。否则，肯定会失去很多向同行学习的机会。
记得那时，我外出采访之后，会留意同去的记者对同一件事是怎样报的。结果就发现，中国日报的同行往往胜出一筹。甚至有时候，看了她的报道，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好像没去现场采访似的。
我开始重点观察几位中外同行，注意到他们除了对报道领域的“前世今生”比较了解之外，还比较善于根据各自受众的特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设计问题。而且，中国日报的记者往往在新闻发布会之后，还要私下追问更多问题。如此一来，他们的稿件当然就"好看"得多了。
于是，我有机会就跟他们凑在一起，听他们谈论领域内的最新情况，听他们提可能牵出更多新闻的问题。中国日报的记者采访不结束，我就不走，在一旁边听边记。渐渐地，这些同行习惯了我“追求进步”的样子，还会主动教我两招。试想，如果我老想端着个大媒体记者的架子，同行们怎么肯与我交心呢？
写有趣的新闻 过有趣的生活
在我看来，有趣的新闻，不见得一定是让人看了发笑的，但一定是让人感兴趣、能看完并留下印象的。在做对外记者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过，我得到了回报，不仅仅在工作上，还有在生活中。因为当记者，我渐渐习惯了去--
·想
习惯思考，这听起来有点老气横秋，但绝不仅限于年龄或阅历资深的人士。记者不思考，读者会发笑。
闲时，我偶尔会从数据库里调出自己以前写的稿子看一看，除却“自恋”的成分，更多的是想以自己眼下的心智，衡量从前的表现。往往现在还能看的稿子，都是当时采写时绞脑汁的结果。
·看
有趣的故事几乎都是靠细节取胜的。而且，对细节的观察直接反映记者的发现力，也是判断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喜欢看，还让生活变得不一样起来。跟朋友一起旅行，往往是记者出身的我看到的更多，发现的更多，体验的也更丰富。
·说
做记者要采访，我因此锻炼得可以主动跟陌生人说话了。而在这之前，我是远远看见老师过来，就会慌慌张张躲起来的那种学生。
因为学会了跟陌生人说话，我的紧张和不自信慢慢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对他人的平视，以及自己假象中的他人对我的平视。一些事、一些人不再会让我手足无措，思前想后。心态，由此变得淡然下来。
不是结束的结语
不久前，一位新来的小同事问我采访过的最大的官儿有多大。我一下被问住了，以前还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停顿数秒，我乐了：部长。因为我知道，对于一名我们单位的记者来说，能采访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实在算不得什么。
跟很多见过世面的记者相比，我的职业经历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跟领导人握过手合过影；没有跟时代巨子聊过天吃过饭；没有感动过中国，更谈不上震撼世界。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从记者这门职业中获益多多。
成年后，有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是当了妈妈，另一个就是当了记者。有趣的是，因为当的是对外记者，一直以来，家人和同学朋友都绝少在国内报刊上看到我的署名稿件。而自从做了母亲，我的名字也就不知不觉地被“某某的妈”替代了。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越来越无名的经历，使得我有时间有心境感受变化、理解变化、接受变化、创造变化。
因为做记者，我改变了许多。因为这些改变，我对这个职业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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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 | 点击: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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